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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孝”道“廉”

2012-10-09 00:00 編輯:醫(yī)院辦公室 閱讀次數(shù):7449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孝經(jīng)》所言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孝廉文化是廉政文化的一個分支,今天“將孝道納入廉政文化”這是一個全新的觀點,是變他律為自律的一種最佳方式,是利用當(dāng)?shù)乇就临Y源,彰顯地方特色文化,推動廉政文化建設(shè)的一種不可低估的力量。“孝”,指孝悌者;“廉”,指清廉之士。“孝”是“廉”之范,“廉”是“孝”之本;“孝”為“廉”指“向”,“廉”為“孝”固本;“孝”是“廉”的“風(fēng)向標(biāo)”,“廉”是“孝”的“定格儀”“孝”離開了“廉”就會失去本,“廉”離開了“孝”就會失去標(biāo)。“孝”與“廉”的滲透、結(jié)合、統(tǒng)一,形成二者一體,既能把“孝”推向新高度,又能給“廉”賦予新內(nèi)涵;既能升華“孝”的質(zhì)量,又能創(chuàng)新“廉”的品位。領(lǐng)導(dǎo)干部在實踐中把握好“孝”與“廉”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不僅能領(lǐng)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nèi)涵,又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的深刻人生道理,從而感受“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的憂民情懷,對樹立起孝道觀、廉政觀、愛民觀、事業(yè)觀、工作觀,以及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價值。

 
    一、孝者仁、仁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孝是廉之本。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與基礎(chǔ)在儒學(xué)。儒學(xué)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在孝。儒家仁的思想,是從愛親即孝悌引申出來的。儒家經(jīng)典《論語》中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由此可見,孝與仁的關(guān)系是一致性,也就是說,講孝要講仁,講仁要講孝,仁依靠孝,孝依靠仁,孝仁一體、一家 、一派、一族,不可分、不可離、不可脫。不過,把孝、仁的關(guān)系滲透到廉上,就成了孝出仁,仁出廉。其原因在于“仁”是仁慈、關(guān)愛的意思。正如孫子在兵書《三略》中說:“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zhàn)如風(fēng)發(fā),攻如河決。”意即好的將帥推行仁惠、廣施仁德。士卒的力量就會日漸增強,擁有這樣的士卒,作戰(zhàn)就像暴風(fēng)驟雨般迅疾,進攻就像黃河決口般猛烈。從孫子的論述中可以得出,“仁”的根本含義就是愛人,是一種威力無比的戰(zhàn)斗力。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時代的變革,它由仁者之仁教化為百姓成仁,使廣大億萬萬百姓都返善性、愛人及天地萬物,就為大仁。大仁,并非毫無原則地人人都愛,而只是愛性善之人,對于那些再經(jīng)教化也不返善性之惡人,是絕不會愛的。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所謂不仁,就是說天地會毫不留情地除去萬物中害物的惡物,圣人會毫不留情地除去人類中怙惡不悛的惡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自然規(guī)律永遠不會改變。仁的進一步發(fā)展,便成為“博愛之仁”,把仁愛的對象擴充到天下人和萬物,也就是在強調(diào)仁愛的同時,不僅體現(xiàn)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上,而且也體現(xiàn)在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上,即對他人、對社會、對整個自然界都要有一種愛心。不仁無以為人,仁是成人之道。既然如此,仁者,要講人道與天道,人道與天道是仁的核心。在中國古代儒學(xué)中,“人道”與“天道”相對應(yīng)。人道即為仁之道:指一定社會中要求人們遵循的倫理規(guī)范。孔子主推己及人以行“仁”;墨子主“兼相愛,交相利”;老、莊主“恬淡寂寞”,法天道之無為;荀子主張,以“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所以道也”。經(jīng)過儒家的不斷發(fā)揮,人道一詞被賦予了更高的人文含義。仁道、人道,成為一種對做人基本價值的追求,成為一種是否還稱得起為人的底線。在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中,人道主義是褒揚人的價值,捍衛(wèi)人的尊嚴(yán),提高人的地位,以現(xiàn)代眼光研究人的狀況、特點、前途和利益。做人講人道、仁道,是做人的起碼標(biāo)準(zhǔn)和要求,對待自己要做到: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信不自傲、自強不自恃。對待他人要做到:樂人之成、憫人之苦、濟人之危。以道法自然的思維方式,正確對待人生的名利得失。不做無道之人,不仁之人,違背者有“四貪”:貪名,喜歡沽名釣譽;貪權(quán),喜歡玩弄權(quán)術(shù);貪利,喜歡假公濟私;貪欲,喜歡音色美食。這些都是背離廉政文化的。再者,仁者,要求干正事;仁道,要求走正道,不做邪道之事。道有正道和邪道之分。《管子·立政》:“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就是告誡人們要走正道,放棄正道邪事就會日漸占據(jù)上風(fēng)。正道和邪道,在思想上只有一念之差,在結(jié)果上卻是大相徑庭。走邪道容易,走正道難,正如毛主席詩言:“人間正道是滄桑”。人間正道,社會發(fā)展的正常規(guī)律。滄桑,滄海(大海)變?yōu)樯L铮嘀妇薮蟮淖兓扔鞯氖歉锩牡缆菲D難曲折。做事講仁、走正道,雖然道路是艱難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最后是成功的。邪道之事雖然是捷徑,呈一時之快、之能、之意,但終究沒有好下場。《道德經(jīng)》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tián)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縱觀古今,有多少人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而沉湎酒色、貪臟枉法,行邪道之事而葬送自己的前程,毀掉一生的幸福,為世人留下笑柄。所以要求人們“歪門邪道”不能走,邪道之事不能做。那么,留給人們的只有一條路可走——沿著正道走到底,這再一次說明孝者仁,仁出廉。仁者愛人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yán)和人的價值。從這一道理看廉,廉既具有孝的內(nèi)涵,更具有仁的素養(yǎng)。孔子曰:“孝民親愛,莫大于孝”。《禮記》:“孝有三,大尊尊親,其次費辱,其下能養(yǎng)”。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孝最首要的內(nèi)涵是尊親。所以說,孝、仁,講的是一種愛,而廉一點也離不開愛的元素。“廉”就其本身講,根本指向是“孝”字。就是要廉政為民,以親“民”而廉、以為“民”而廉,正因為如此,講廉就要愛民、親民、為民,否則,“廉”而離民、脫民,就成了坑民、害民,就稱不上廉。顯然,我們把孝者仁,仁出廉,孝是廉之本作為一種理念,既符合科學(xué)發(fā)展觀中的“以人為本”,也符合黨的“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本質(zhì)要求。
 
    二、孝者德、德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德是廉之品。儒學(xué)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產(chǎn)生的根源。在這里如周代將孝道作為人的基本品德,曾提出“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學(xué)孝行,以親父母;學(xué)友行,以尊賢良;學(xué)順行,以事師長)。把這成為社會道德教化的核心內(nèi)容;春秋時期強化禮教。《左傳》中有“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孔子繼承了商周的倫理思想,創(chuàng)建了獨特的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他創(chuàng)私學(xué)把孝放在教學(xué)首位,作為道德的根本。強調(diào)“君子務(wù)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孟子發(fā)展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論為理論基礎(chǔ),提出仁、義、禮、智(亦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孝、悌、忠、信。孟子說:“世俗所謂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yǎng),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顧父母之養(yǎng),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yǎng),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朱熹是后漢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繼承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基礎(chǔ)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構(gòu)成了一套系統(tǒng)的、嚴(yán)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他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五教之目”。顯然,孝是德之本、之基、之道。“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跡,孝首先是內(nèi)心的愿望。孝敬孝敬,內(nèi)心有敬重、外在才有孝行”。我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從傳說中的堯舜時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為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生活之核心。人倫道德的基礎(chǔ),一切道德的根本,都源于孝,才被奉為修身、處世、齊家、治國、平天下。孫中山先生說“孝是無所不適的道德”,歷代有“百善孝為尊”之說。這就是說,孝是一種德,德也是一種孝。講孝不講德,孝就缺本品、缺屬性,孝只能是盲目的、盲從的孝,這種孝就是一種無標(biāo)準(zhǔn)、無風(fēng)范、無建樹的孝,其存在也就無意義、無價值,孝就難以成立。講德不講孝,德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它的靈魂,它的指向,甚而德就成了一種擺設(shè),成了一個空殼。孝轉(zhuǎn)化為、發(fā)展為、上升為、升華為德,就把孝科學(xué)化、品格化、規(guī)范化、人格化了,就成為一種孝德觀念、理念、倫理、道理、理論。廉有品,品是德,德出廉。顯然孝者德,德出廉就順理成章了。在歷史上,西漢司馬遷總結(jié)出“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在紀(jì)傳體史書《史記》中《天官志》篇他把“修德”列為治國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無之”。做官重德,以德為先,在于德者廉。春秋史書《左傳》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對為官之道作了這樣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把修養(yǎng)官德列在建功創(chuàng)業(yè)、建書立說之前,定為廉德之果,據(jù)此,從中可以看出歷代王朝對德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明代張居正在《辛末會試錄序》中,發(fā)出了“寧有瑕而玉,毋似玉而為石”的錚錚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雖有缺點但要品格高尚的廉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惡》中有:“君子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勢利,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講明了有德者不擔(dān)心沒有官位,而無德小人卻依靠權(quán)勢爭奪利益,什么事情都做的出來,是沒有好結(jié)果的。孔子、孟子更有著重德輕利講廉的言論,《論語·里仁》中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講,“君子懷德,小人懷士;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西漢董仲舒在《對策(三)》中向漢武帝建議:“古者修教訓(xùn)之官,務(wù)以德善化民”,強調(diào)官德廉于民的作用。清初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三十云:“無德于民,不足以興”,亦從反面說明了無德無廉的道理。古人曰:為政“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官德盛、民德昌、國家興,官德毀、民德降,國家衰”;“道德當(dāng)身,故不以物惑”;“大忠無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無形,可以侵潤萬物。”注重道德修養(yǎng)是廉政建設(shè)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孝廉”折射官德,官德體現(xiàn)“孝廉”。對于執(zhí)政的官吏而言,正如《大戴禮記》而曰:“行德則興,背德則崩”。政以人興、國以法治;人以德塑、廉以德升。為官之基在于學(xué)、為官之本在于才、為官之魂在于德、為官之品在于廉。古人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可見,孝德是為官之魂、從政之本、用權(quán)之道、做人之基,千萬不可忽略。
 
    三、孝者善、善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孝是廉之形。子曰:“孝慈,則忠”。這里的孝慈,意指善之意。在普通倫理學(xué)的體系中,善的概念被表述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一切美好的、合乎規(guī)律的、正面的、公正的事物與觀念。阿奎那講:欲望之對象或目的為善,這很類似于孟子的“可欲之為善”。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中《吳志·伊訓(xùn)》云:“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西漢楊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矣。”北宋林逋《省心錄》云:“處內(nèi)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細行律身,不以細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說·天地篇》云:“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這些說到底就是一個字“善”,為善要有自修之道。古人從不同視角講當(dāng)官從政要有善心、善意、善情、善義、善公、善親、善美、善潔。孝廉文化中的“事親尊親”,進一步指明了孝者善。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更有精辟記述:“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明確提出了人們不但要敬愛自己的父母兄長,而且要用同樣的感情去對待他人和社會。孝延伸為孝悌,繼而又從親戚血緣關(guān)系擴展到鄰里乃至社會。具體說到鄰里關(guān)系,和諧鄰里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對這些道理的論述,講明孝廉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慈善文化,也可以說是善文化、施善文化。孝者善,指善良、善心、善為,干的事是善事、慈事、實事。樂善好施的品行,它是集孝與善為一體,二者合成后雖純樸,卻無比感人;雖樸實,卻無比崇高。孝者善,是人類的天性,仁愛的靈魂,和諧的基石。一個政黨只有善愛人民,善風(fēng)向上,四處瑞風(fēng)勁吹,才能廉歌高奏,廉潔之人輩出。領(lǐng)導(dǎo)干部只有立足于做善人,干善事,揚善風(fēng),才能抵邪風(fēng)、黑風(fēng)、臭風(fēng)、歪風(fēng),才是一個一身正氣的人,廉潔自律的人,高尚的人,有作為的人。現(xiàn)在,不是人們懷念“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風(fēng)氣,渴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氣,倡導(dǎo)“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義氣,呼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正氣嗎?并希望醫(yī)生不收紅包、學(xué)校不亂收費、機關(guān)辦事不再臉難看和門難進,就是盼望人道主義的孝道品德,和良心上的善。說到底就是對廉的企盼、要求和實施。人心向善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它是道德修養(yǎng)、學(xué)識水平、仁愛之心和個人素質(zhì)的綜合展現(xiàn)。做人要有良知、講善行、重廉潔,這種風(fēng)氣一旦成為一種風(fēng)尚、時尚,就能產(chǎn)生出一股強大的改造社會,改變社會的力量,風(fēng)清氣正就會成為社會風(fēng)氣的主流。
 
   四、孝者恩、恩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孝是廉之情。人生在世,無論是誰,一生直接、間接受恩于他者,無量無限,中國人特別看重飲水思源、知恩圖報,于父母、家庭、社會、國家,多存報恩之心,踐行“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和“立身達人”。人生降世,赤條條而來,空無所有,一切皆無,初皆父母、他人、社會與自然界的“施與”,而知恩、感恩、報恩,此為人的本性,可能泯沒,而畢竟不能斷絕。“知恩圖報”,仍然是當(dāng)今的一種普世倫理。恩從何來?源于“孝”字。沒有孝心的人,就不會知恩圖報。孝是一種感情,是一種親情,是一種良心,是一種眷戀,是一種恩德,也是一種為人、為眾、為民的情懷。人生于天地之間,總須有一顆向善之心。人皆說百善孝為先,但感恩是百善之源。人類因為感恩而偉大,世界因為感恩而美麗;感恩是愛的延續(xù),而愛又是一切生命的動力。以感恩的心態(tài)面對一切,即使遭遇失敗,人生也會變得異常精彩。感恩,是幸福的起點;感恩,是奮進的源泉。因為感恩,所以惜福;因為感恩,所以惜緣。為此,要學(xué)會感恩,并學(xué)會珍惜、學(xué)會回饋、學(xué)會孝順、學(xué)會尊敬、學(xué)會善待!在古代,孝廉文化的發(fā)展,就出現(xiàn)了推恩及人。孝道除分養(yǎng)親、敬親、尊親三個層次外,還強調(diào)“推恩”。孟子說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其意思就是在人與人相處中,應(yīng)當(dāng)推己及人,推恩及人,使孝道得以升華。把孝親敬老的美德推廣到同學(xué)、師長及社會每個成員,即尊敬熱愛自己的父母長輩,也兼及他人的父母長輩,使全社會人與人之間都能夠互尊互愛,和諧相處。孝恩不僅僅指對父母的孝敬,也是對以人為本之“人”的尊重、敬仰、憐憫、同情、關(guān)愛,這就是對孝廉文化全方位的詮釋。孝出恩、恩出廉,在于孝廉文化是孝、恩、廉三者融合的產(chǎn)物、結(jié)晶。我們從廣度上講,“孝”應(yīng)推廣為社會道德倫理;在深度上講,“孝”不只是種感情牽系,應(yīng)見之于行動,這種行動應(yīng)以報恩為動因。從漢武帝開始,官員進朝開設(shè)了“舉孝”科目,選拔任用“善事父母”知恩圖報的孝子到朝廷身邊做官。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科”,標(biāo)志著“以孝治國”的理論走向組織化。幾千年來,“孝道”,既是治家的準(zhǔn)則,又是治國的要則。從這個觀點上看問題,孝心、孝意、孝情之舉,是對孝理、孝念、孝本、孝觀、孝行的踐行。 “孝”的本義,包含尊老、敬老、養(yǎng)老,以及親人、愛人、愛國,是中華民族家庭和睦、鄰里鄉(xiāng)親、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內(nèi)在因素。孝道成了推家及國,以孝齊家,以孝治國,達至和諧大同的精神支柱。因此,孝道文化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世界性課題、人生課題,也是一個為民、民生的課題、治黨治國治人的課題。這主要在于孝出恩,這個恩應(yīng)是父母之恩、社會之恩、國家的恩、人民的恩,由這些報恩的自覺,就出現(xiàn)廉的風(fēng)范、廉正的風(fēng)氣、廉政的風(fēng)骨,黨員干部在執(zhí)政中就不會被不正之風(fēng)沖昏頭腦。
 
   五、孝者忠、忠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孝是廉之魂。“孝忠觀”的忠,為什么能出廉?子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記·表記》中載孔子言:“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恥費輕實,忠而不犯”,《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其中“忠”指“君主及官吏忠于民”。孔子講君臣關(guān)系的側(cè)重點,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處“忠”指臣忠于君,而在后世帝王時代,這種含義幾乎演變?yōu)?ldquo;忠”的唯一含義,《左傳·昭西元年》;“臨忠不忘國,忠也”。忠,本指人與忠,孔子言:“近人而忠”、“忠利之教”,孟子言:“教人以善謂這忠,”故“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第謂居職任事者,當(dāng)盡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己”。為什么“忠”出“廉”?忠是一種品質(zhì)。忠,它是由“中”與“心”組成。這就是說,不論做人做事做官,必須把心擺正,擺正了才謂之“忠”。正,不僅屬“忠”,也屬“廉”。“廉”者,必正也。在歷史上,一切忠臣、忠告、忠良、忠烈、忠貞,都與“廉”相通、相印,少廉者必少忠。忠、廉,是一個人做人的底色與基調(diào)。孫中山說:“古代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nèi),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把孝升華為忠,做到“精忠報國”,這里的孝忠,達到了廉的高度。孝者忠,因為孝的程度決定忠的力度;忠出廉,因為忠的底蘊包含著廉的元素和價值。對于這個問題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中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由此可見,孝與忠聯(lián)在一起,是一個共同體。從這一理念出發(fā),應(yīng)做到忠孝兩全,就是對大局、對國家孝忠相通,孝始忠結(jié)。孔子說:“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曾子說:“孝子善事君”。把對父母的孝心轉(zhuǎn)化為對國家的忠心,把對家的責(zé)任感情轉(zhuǎn)移對國的責(zé)任感,這是儒家孝道觀的一大特點。自古忠臣多出于孝子,盡孝與盡忠是相輔相成的,孝與忠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共同本質(zhì)的“兩位一體”。小家與大家本質(zhì)相通。在國家需要盡忠時,必須以大局為重,樂于犧牲在家庭上的小“孝”,去為黨的事業(yè)盡“忠”上的大忠。孝出忠,要以忠為大、為上、為本、為魂,盡忠于黨,國家,人民的事業(yè),從本質(zhì)上講,從因果關(guān)系上看問題,這就是廉,就是“大廉”、“優(yōu)廉”。對于這個課題,毛澤東主席在戰(zhàn)爭年代,曾提出孝忠問題,他說我們提倡忠孝不是忠于某一個人,孝于某一個人,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就是最大的孝。把“不獨親其親”、“老吾老”這一傳統(tǒng)美德,熔煉、提升為革命傳統(tǒng)美德。這種提升,就把“孝忠觀”上升到了“廉政觀”的高度。毛澤東主席指出,許多革命烈士通過盡“忠”去實現(xiàn)盡“孝”,積極投身革命,解放全中華的父老雙親,使其從根本上改善政治、經(jīng)濟地位,實踐了“最大的孝”,體現(xiàn)了最大的忠。忠者,盡忠。所盡者,責(zé)任也,心也。君子忠事而非忠人,所忠者,目標(biāo)也。忠人者,無獨立之人格,多為庸者,抑或互為利用,此乃小人行徑,亦非真忠。故欲辯忠者,須聽其言,觀其行,察其心,三者不可或缺。家貧識孝子,國危知忠臣。自古就有“家天下”的家國一體,把對父母的“小孝”內(nèi)化上升為對“君王”、國家的“大孝”,從而抽象出一個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的“忠孝”理念,這其中的“忠”,有對自我“小家”的忠,更有對國家“大家”的忠,這是華夏兒女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美德,更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厚重文化。只有“滴水孝子”之忠,才可能成為赤膽忠心地為民為國的“穿石忠臣”之忠。在當(dāng)今這個價值觀念多元化社會轉(zhuǎn)型期,“忠”猶如萬花叢中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潔美麗之蓮,永開不敗。在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將孝道文化精神與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緊密結(jié)合起來,以報效祖國和人民,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這不正是領(lǐng)導(dǎo)干部的一種廉政品德嗎?其結(jié)論是:孝者忠,因為孝的情感度決定忠的程度;忠出廉,因為忠的底蘊包含著廉的元素。“孝忠觀”決定“廉政觀”; “廉政觀”強化、發(fā)展“孝忠觀”。
 
   六、孝者舍、舍出廉,從這個意義上講、孝是廉之格。“夫孝,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孝是意念、是心理,更是舉動、行動。既然是行動、舉動,就要付出、奉獻,這里就有一個“舍”。因為孝敬、盡孝、盡忠,就意味舍,就要舍,就必須舍。“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唯有“滴水孝子”方成“穿石忠臣”。就舍而言,有時是精神的,有時是物質(zhì)的,有時是金錢的,也有時是生命的。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舍就沒有孝,甚至舍得越多孝的越純厚、厚重。舍不僅能盡孝、盡忠,而且出廉,提升廉。為什么?舍身取義、舍身為義,舍家為國,舍命捍權(quán),這不是“廉”嗎?這不是“大廉”嗎?人,沒有廉的意念,是不會舍的。舍,是受廉支配的;廉,是舍的支撐。仁人、志士,之所以愛國、為國盡忠,就在于孝出舍,舍出廉,廉盡忠。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孝、舍、廉鮮明的民族,這種意念深深扎根在中華民族的沃土里。孝、舍、廉是中華民族不斷發(fā)展壯大的重要思想基礎(chǔ)。中華民族屢遭挫折、歷經(jīng)磨難,而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文明不曾中斷的偉大民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孝、舍、廉深深融入我們的民族血液之中。在歷史的諸多重要關(guān)口,在社會進步的漫漫征程上,孝、舍、廉支撐起了一個民族的脊梁,鑄就了一個國家的筋骨,延續(xù)著薪火相傳的文明血脈,形成了偉大的中國精神。在千百年的歷史上,無論是“山河破碎風(fēng)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涼,還是“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的堅貞;無論是“何日請纓提銳族,一鞭直渡清河洛”的豪邁,還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壯;無論是“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的期望,還是“錦繡河山收拾好,萬民盡作主人翁”的揚眉之神,總有一批孝、舍、廉的愛國志士、民族英雄挺身而出,或拋家別親,終身守邊御敵;或征戰(zhàn)沙場,為國捐軀;或面對強敵,英勇不屈;或迎難而上,乘勝之前;或排險除害,保護蒼生。在古代,中華大地深情傳頌的岳飛“精忠報國”的動人故事,謳歌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赤子情懷,感慨于謙“一寸丹心圖報國,兩行清淚為思親”的壯志豪情;都充分表現(xiàn)出了“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的俠義; “要以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fēng)掃寰宇”的威武;“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壯;從中折射出了中國人民孝、舍、廉的情懷,彰顯出了愛國主義的高尚品格,綻放出了獻身于祖國的鮮血之花。錢學(xué)森、朱光亞等許多科學(xué)家毫不猶豫地舍去國外的優(yōu)越條件,歷經(jīng)周折回國報效自己的祖國;在自然環(huán)境極端惡劣的情況下,數(shù)十萬人民解放軍將士舍去生命用熱血和青春修建了被稱為“天路”的青藏公路,4000多人為此長眠雪域高原;今天成千上萬個孝、舍、廉的公仆、民眾,腳踏祖國的大地,背負民族的重任,把個人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起來,為祖國作出無怨無悔的奉獻,特別是在震驚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舉國上下同心協(xié)力,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和衷共濟,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人民團結(jié)奮斗、風(fēng)雨同舟的強大力量,奪取了抗震救災(zāi)的重大勝利,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贊譽。千百年來,孝、舍、廉的人士、志愿者像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滋潤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心田,塑造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風(fēng)尚,使中華民族雖歷盡滄桑和劫波,始終充滿生機活力。正因為如此,在祖國大地上,才有搖藍里嬰兒甜蜜的酣睡、校園中瑯瑯的讀書聲、田野間五谷豐登的飄香、市場上琳瑯滿目的繁榮,所以,當(dāng)《歌唱祖國》的稚嫩童聲響起時,多少中國人熱淚盈眶,心潮澎湃,沒有孝、舍、廉的精神就沒有中華民族和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和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作者系河南省西華縣委常委、紀(jì)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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