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因貪亡國的教訓數(shù)不勝數(shù)。
著書立說
夏初太康失國，太康的弟弟編寫了《五子之歌》，告誡統(tǒng)治者不要驕奢淫逸。周公深刻總結商朝亡國教訓，希望統(tǒng)治者“像保育自己的幼兒一樣保育百姓，像關心自己的疾病一樣關心民間疾苦”。不僅如此，周公還作《周禮》，規(guī)定把“廉”作為考察官吏政績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為國家大廈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別出心裁，不僅親自編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貪簡要錄》，而且教材的編寫思路很吸引人的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幫你算政治賬、經(jīng)濟賬:詳細地計算官員所得俸祿，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畝產(chǎn)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nóng)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喚醒官吏們的良心，可謂用心良苦。
以身作則
一些開
春秋時魯國宰相公儀休喜歡吃魚，卻從不接受別人送來的魚。
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風濕病，不能住在陰冷潮濕的地方。但他很長時間卻住在隋朝陰暗潮濕的舊宮殿里。他多次對太子和大臣們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嚴刑懲貪
感化和教育盡管必要，但同樣并非萬能。于是，一些君王為震懾貪官，強調以嚴刑肅貪，一是體現(xiàn)在量刑上，二是不赦貪官。
先說量刑。《秦律》規(guī)定:“通一錢者，黥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賄一個銅錢，也要受到臉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懲罰。《唐律》規(guī)定官吏如在其轄區(qū)收受百姓財物，甚至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貸財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貪污罪論處。明朝懲治貪官十分嚴酷，包括凌遲、挑筋、剝皮實草等。據(jù)統(tǒng)計，明朝先后處死了15萬名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員152人。
再說“不赦貪官”，換句話說就是“不讓貪官有復出之日”。
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四年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卻特別申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盡管宋王朝以忠厚開國，但也視貪贓為不赦之罪，并將貪官與“十惡殺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顏雍也規(guī)定:“吏犯贓罪，雖令赦不敘。”
重用廉吏
重用廉吏，褒揚清官，發(fā)揮先進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肅貪的一大“法寶”。漢昭帝、漢宣帝時重用名相黃霸，是因為此人“以廉稱”。唐太宗李世民對魏征褒獎有加，除了“敢諫”，廉潔也是重要的一條。魏征死后，李世民親自寫碑文:“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知得失……今魏征逝，一鑒亡矣。”
鼓勵舉報
除了上述肅貪招數(shù)，一些王朝還特別重視依靠群眾、發(fā)動群眾。不僅鼓勵百姓舉報，還鼓勵百姓“越級上訪”，讓貪官無藏身之地。
秦漢時設有“公車司馬令”的官職，專門接待上訪直訴者。魏晉以下各朝，正式設置“登聞鼓”，便于百姓“擊鼓喊冤”。明朝允許百姓將害民貪官直接越級“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恣意為非，貪污受賄，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獲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當即命人砍去其腳趾。
清朝也鼓勵百姓越級上告貪官，甚至可直接攔皇帝龍駕，明確規(guī)定不允許“截訪”，而且嚴厲警告各衙門，“凡扣壓平民上書者，全家族誅”。
遺憾的是，盡管一些王朝肅貪亮點頻出，但無論哪個朝代，都沒有跳出肅貪“開始重視，中期疏忽，后期放任”的歷史周期律。
來源：《檢察日報》
